遇到喜庆的日子,《东台大众》报就搞套色印刷,以增加欢乐的气氛。有时编辑出题目,由缪涤生作些画,提高宣传的效果。缪涤生很能干,擅长画画、木刻、搞画报。那时厂里铅字不全,临时要刻的字很多,这任务便落到戴高度数眼镜的老缪头上。他会刻图章、看病,刻铅字却是头一回,尤其是五号字又小又难刻,时常要刻到更把天。火油灯没有罩,近视眼看不清,头往前一冲,烧了头发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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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排字的只有一位徐必章,除了排报,还要排宣传品;负责石印、搞机器的王朝银也抽空来帮忙。冬季日天短,天气冷,常常要干到更把天才能把版子拼起来。然后再搬掉铅字,打地铺睡觉。
傍晚前后,排版工作基本就绪,晚饭后就开始在猪圈里印报,印刷完毕往往已经深更半夜了。有时报版子上机就已二更天,印到东方发白才得好。冬天工作更艰苦。半夜里西北风呼啦呼啦吼,猪圈前后的篱笆是破的,很多地方通着外面,风从芦苇孔里钻到小草屋里冷得要命,冻得人吃不消。有时机器上脚踏的地方坏了,只好用手拼命盘大轮子。第二天早晨,几个人的脸都熬白了。
天蒙蒙亮,就往县委和各地方送报。县委住在一、三仓和西舍一带。来回一趟,总有二三十里,有时要跑五六十里路。报纸印好、数好、卷好,由朱学钊送往交通站。为了不脱期,总是天蒙蒙亮就出发,海边风大,地冻路滑,水塘多,脚踏车没法骑只好车骑人。小朱脚面上害冻疮,总要赤着脚走上头二十里路才到达目的地。
1947年元旦,《东台大众》恢复了铅印报纸的出版。其时报纸的方针任务是,为两台地区(东台、台北即大丰)以乡村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工农服务,支持和帮助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身。程兆瑞、于铁、蔡雪晶、张卓方、章壮观和徐焉,分散到各区当特派记者。报社在各区建立了39个区乡通讯组、培养发展了77名通讯员、114名工农通讯员,在战争环境的14个月中,向报社发来3705篇稿件。
报纸的一版是新闻、党委声音和评论。评论栏目有社论、小言论“有话就说”专栏。第二版有天下大事或时事讲话。有画报、插图和报头。副刊上经常发表各种小调、歌谣、快报、说唱、七字段,还有故事、神话、游戏、猜猜看等。春节前还有文娱材料、春联、挑花担等,很好地配合了中心任务的宣传。
编画报、刻木刻、画插图和编《有病问我》稿件方面,缪涤生是难得的多面手。老缪是栟茶人(当时属东台县、建国后属如东县),一介寒士。新四军挺进苏北后,他投身抗日,任泰东县政府司法科书记员;1946年5月调《东台大众》报工作,10月随报社撤到黄海边,同工人一起艰苦坚持。缪涤生当时40岁左右,留着络腮胡子,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同志们就叫他老缪或缪老头,同他开玩笑也不生气。他生性乐观,喜欢喝点老酒,抽点黄烟;自己没入党,却把一子一女送进了新四军。他还懂点医道,用土法单方给同志和老乡们看些伤风感冒打摆子之类的小毛病,多有疗效。帮群众画年画,写春联,很受欢迎。常有人送点小菜和糕点给他表心意,同志们也跟着沾点光。
老缪画的招贴画、宣传画,线条分明,形象逼真,通俗易懂,配上几个美术字,群众看了都说好。他与写得一手好字的施耀庭配合默契,感情很好。阿尔及尔展出的那期画报,便是老缪的大手笔,用厂里石板印刷机印成的;还有一期控诉国民党军队的罪行,画的是“三仓镇顽保长王一标的下场”,一共是九幅连环画,群众看了都说痛快!新中国建立后,缪涤生在扬州新华书店工作,上世纪60年代后期去世了,他如果知道40多年前的作品竟然在外国展出,一定会高兴得连呼“拿酒来!”这位无党派人士,以自己的美术才能,为东台县委党报的出版作出了贡献,表现出进步知识分子对党和祖国解放事业的忠诚。
编写说唱材料,印石印的王朝银很有特长,编写过很多文娱宣传材料。1947年,他创作了一本鼓儿词,当地人称七字段儿,题目是《陈文书翻身记》。缪涤生为这个唱本的封面和扉页画了两幅画,乐秀良写了序言,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艺术尝试,很受群众欢迎。
敌人的几次大“扫荡”,给印刷厂增添了很多困难。要把机器、铅字拆下来,藏起来。藏的方法一是藏在群众家的隐蔽处,用草盖上;二是在田里挖塘埋下去,再用牛耙一下,不露出痕迹;三是装到船上沉到大河中心里,反“扫荡”结束后再捞上来,挖出来,装起来。这就要动员很多群众帮助搬运和严格保密。两年中,报社经常移动,先后住过袁家墩子、姜家墩子、刘家墩子、殷家墩子、文庙、西舍等地,这些地区的群众对报社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县委还发给报社一支步枪、几颗手榴弹,作为必要时的自卫武器。灾荒严重的日子,报社同志多次把节省下来的口粮和津贴救济受灾的群众。缪涤生经常给群众看病,送医送药,得到群众好评。那时报社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是同患难、共生死的鱼水关系!
1947年初,报社的编辑只乐秀良一人,随县委机关行动,在县委宣传部仲雷部长、姚洛副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
姚洛也是栟茶人。1943年初到1946年11月,在东台县任唐洋区委委员、宣传科长,海丰区、三仓区署区长,三仓区委书记,1946年11月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配合部长仲雷领导办报。他遵照县委办报的指导思想,紧密服务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坚持报纸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加强报纸的指导性、阶级性、群众性,提出不少指导性意见,做了很多的具体工作。他自己动手写稿,在土改中写了《腰舍村复查走了弯路》等通讯,宣传参军扩军时写了《硬拔茅针对不对》等评论。
1947年8月2日,《东台大众》发行100期,仲雷、姚洛共同写了《一点诚意三个意见》的文章 ,对一年来报纸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希望,表扬了孤身奋斗在一线的编辑乐秀良、常年写稿不懈的富安区通讯员陈日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