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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京沪常住人口40年来首降,高房价和生活成本或是主因?

  • AAA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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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8/1/31 8: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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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所长、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2018年1月19日,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显示,2017年,京沪常住人口同时下降,这是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以来的首次同时下降。消息一出,大家议论纷纷。那么,该如何理性看待京沪常住人口同时下降,之后京沪人口发展趋势又会如何呢?个人认为,京沪常住人口同时下降固然有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新阶段、人口结构和人们观念变化等多重因素的结果。从中长期观察,未来北京市、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会维持缓慢增长或保持稳定,以北京市、天津市等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的大珠三角城市群总人口将继续增加,超大型城市的周边中小城市将通过其后发优势吸纳新增城市人口,从而缓解北京、上海等城市目前所面临的巨大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具体将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总体规划的落实和超大型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确实会推进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变化。201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对城市人口规模做出明确规划,这对人口的流向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近些年来,围绕着治理“城市病”,北京市、上海市都在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希望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型,客观上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和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同时,随着北京、上海等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不断推进,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在优化升级,一些不适宜在超大型城市继续发展的产业被疏解转移到周边城市和地区,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生产场所、地下空间等也被整改,这也带动了劳动力人口的向外迁移,客观上推动了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一定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北京市、上海市等超大型城市由于资源集中等优势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依然是巨大的,但由于房价、生活成本高等因素会阻碍一些人口的选择,这些超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但过去超大型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将会得到一定的遏制。

第二,观察京沪常住人口发展趋势既要关注世界城市化趋势又要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推进的速度很快,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迁移,新的城市不断出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病等问题开始出现。关于北京市、上海市等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问题一直是社会和学界的关注热点。有的专家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首位度等指标分析称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还不够大,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大城市如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城市的首位度水平。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考虑到日本、韩国与中国整体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也有观点认为,北京市、上海市等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城市病已经十分严重,主张对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规模进行控制。这种观点看到了北京市、上海市等城市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困境,有很好的居安思危意识,但过于相信行政的力量,“堵”多于“疏”,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欠佳。

近些年来,中国开始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方向推进努力,以香港、深圳、广州等为核心城市的大珠三角城市群,以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开始崛起,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城市群”时代,因此,中国的未来城市发展与竞争将是不同城市群的发展与竞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常住人口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各城市群的总人口将继续提升,各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将通过宜居的环境、更为合理的房价、良好的就业机会、便利的交通和公共服务等优势吸引新增城市人口。

第三,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大城市的工作生活快节奏和生活教育高成本对城市人口的再生产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众所周知,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工作生活的节奏非常快,发展机遇多但发展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很多人为了事业的发展不得不推迟恋爱、结婚、生育的时机,有不少人甚至选择“不婚”“丁克”等生活方式,加上现行的法律制度等也不接受未婚人士生育子女,导致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再生产水平远低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造成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低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客观上造成超大型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贡献率偏低。再加上随着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变化,如今人们更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教育质量,更愿意要求孩子的培养质量而不关注孩子的数量,客观上对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效果造成了一定的抵消,进一步助推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

所以,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同时下降这一现象要抱有理性的态度,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等背景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得出理性的结论。(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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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犯罪学会理事,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社区风险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兼副秘书长,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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